邓剑评《嬉游志》︱以“游戏”作为方法

我国的游戏研究进入了第四个十年。各学科都在加速产出关于游戏的专著、译著、编著、论文……总之，游戏研究有燎原之势。如今游戏研究所直面的问题，已不是如何起步，而是在多学科角力、跨院校争艳的格局下，何去何从？不同的学者或许有不同的思考。孙静是我国游戏研究的标志性学者之一，或许从她的新著《嬉游志：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》里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。

一

据我所知，《嬉游志》是国内第一本个人的游戏批评文集。当然，重要的不是本书拔得了头筹，而是著书本身的学术含量，及其对游戏批评与研究的实质性贡献。

除了“结语”与“序言”，《嬉游志》计二十一篇文章。尽管讨论中国游戏的文章占相当篇幅，但本书主要还是呈现一种世界性的眼光，涉及全球的游戏作品或游戏现象。是故，本书主要的分析工具也来自全球。例如，英国人理查德·巴托（Richard Bartle）的玩家类型说（玩家被分为杀手型、成就型、社交型、探索型），美国人克里斯·克劳福德（Chris Crawford）的“名词”（游戏中的符号系统）与“动词”（游戏机制）之划分，以及日本殿堂级大师宫本茂的“箱庭理论”，等等。

不难发现，上述各人皆具有游戏设计师的身份，他们提出这些分析工具的目的自然是服务游戏设计。然而，支撑本书问题意识的，显然不是这些游戏设计学的分析工具，而是关于游戏批评与研究的学术思考。书中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（cultural studies）为立场，批判性地讨论了游戏领域内广泛存在的“全球南营”“性别歧视”“消费主义”等问题。换言之，正如副标题所言，本书是为了“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”，而不是指导游戏设计。期待从书里习得游戏设计的方法，恐怕是不得要领。

不过，严肃的游戏设计是须参考本书的。这里所谓严肃的游戏设计，不指向所谓的严肃游戏（serious game），而与严肃文学相对，强调的是游戏中思想内容的严肃性，这样的游戏作品本身具有时代性、现实性以及文艺性。简言之，这里的严肃游戏不是为了应用目的而制作的游戏程序，而是为把游戏变成文艺作品所进行的创作。

这也回应了我国游戏研究的基本问题，即游戏研究何为？一种看法是，游戏研究应指导游戏设计，甚至试图为游戏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。对此，我是不赞成的。游戏研究不是不能辅助游戏设计，但这不是它的目的，只是其副产品。原因如下：

首先，游戏研究与游戏设计的对象根本不同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强行如此，只会把学术变得平庸，同时也搞不好设计。就像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，游戏研究的目的如果是辅助游戏设计，那就没了格调，把游戏研究贬得“小器”。学术研究——尤其尚须自证自身学术合法性的游戏研究——不应这样。目前多数求学者还没明白这个道理，不然松永伸司（京都大学副教授，著有《电子游戏美学》）也不会在其学术主页里直白地写道：“我这里不教授游戏制作。关心游戏开发与设计的朋友请咨询别处。”

其次，据我有限的所知，也没有哪位所谓的游戏学者做出过好玩的游戏。事实上，回到学术体制的内部，评价一个游戏学者也不是看他做出了什么好的游戏，或者出席了多少产业峰会，而专察他有没有写出具备学术含量的专著或论文。让“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”。

既然游戏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指导游戏设计，那么《嬉游志》的意义又何在？本书借詹姆斯·保罗·吉（James Paul Gee）之口给出了答案，提升读者的游戏素养（game literacy），“将批判性思维引入游戏生产及评论的各个环节”。这意味着，游戏研究应为读者、玩家或设计者带来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，让我们从这种批判性中理解与设计游戏的原理。

不过，我想更进一步，从文学（literature）的角度，把literacy译为“精通文学”，将“游戏素养”创造性地“误读”成“游戏的文学素养”，从而把游戏研究视为“文学研究”在二十世纪末转型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在游戏从游戏商品（娱乐方式）向游戏作品（思考方式）转型的过程中，堪称经典的那些游戏，普遍具有文学性。例如，爱沙尼亚的《极乐迪斯科》（Disco Elysium），日本的《直播女孩重度依赖》（Needy Girl Overdose），以及我国的《完美的一天》等，皆如此。或许上述游戏同为所谓的独立游戏，甚至在玩法上还很相似，在此列出未免以偏概全。那么可以试想，如果AAA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最终被证明没有文学性，它在我国游戏史上还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吗？

二

未免年轻读者误解，需要特别说明，不能在游戏叙事中理解这种文学性，而要在游戏文学里理解这种文学性。什么又是游戏文学？我将在其他文章中阐明。这里只说一点，近来常有中文系与传媒学的学生问我如何做游戏批评与研究。我以为，欧美——尤其是北欧——古早味的游戏本体论研究，不适合我国乃至世界的学术传统，陷入这种讨论，只会降低学术的品格，延宕我国游戏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回到《嬉游志》中来。该书第85页提到，“国内对电子游戏的学术研究极为欠缺”，对此我想多说几句。国内游戏研究的论文与专著已不在少数，但欠缺像本书一样针对具体作品的学术讨论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就游戏本体、游戏叙事、游戏玩家、游戏艺术、游戏传播、游戏媒介等议题发表意见，令人意外的是，却不怎么讨论具体的游戏作品。这实在是个怪现象。

这一怪现象的出现与蔓延，有学术史的原因，即中文系或外文系尚未重视游戏批评与本专业的关系，因此鲜少人对游戏作品做专门的文本分析；也有行业的原因，即我国缺乏足够数量的优秀游戏作品及其生产与消费体制，游戏批评无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。所幸《嬉游志》是一本以游戏作品批评为重心的文集。作者出身于中文系，且有从业经历，自然知道游戏作品批评之于游戏研究以及行业发展的重要性。因此，书中以具体的游戏名称为主标题，讨论了《文字游戏》《多萝西之家》《哈利·波特：魔法觉醒》《旅行青蛙》《手机疑云》《失踪》《阴阳师》《王者荣耀》《新天龙八部》《卡通农场》《仙剑奇侠传》等一系列游戏作品，不可不谓劳心戮力。

《嬉游志》的游戏批评至少有四处值得注意。一，进入作品的路径。作者会不厌其烦地首先对游戏作品进行白描，让读者了解作品的大体轮廓。这属于游戏批评的起手势，尽管这些内容读起来浅显，但是必要的“工序”，只有先描述了游戏，才能让读者进入游戏及其批评。况且，一开始就进行轻松愉快的阅读，也可让读者逐渐接受即将到来的让人不那么愉快的批判性分析。

二，从游戏作品进入当代社会。本书的问题意识，或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，是“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”。这属于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基本态度。当然，不是说不能对游戏文本进行审美或者技术分析，而是指出，真正有力量的游戏批评，应该走出游戏（批评）的“魔圈”（magic cycle）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毕竟我们研究的不是“玩具”或者“play”，而是以“游戏”为方法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
三，进入国产游戏的问题域。本书讨论的有一半是国产游戏，虽然对这些游戏采取的批评立场有所不同，但“中国游戏向何处去”始终是本书隐含的核心问题意识。中国的游戏批评，或者中国的游戏学者，自然应关注国产游戏或中国现象，否则便进退失据。这属于游戏批评的基本关怀。

四，重视女性议题。本书有四篇文章（占近百分之二十）直接讨论相关议题，不少文章中也穿插了性别论述。这与作者的身份意识相关，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游戏研究，乃至欧美游戏研究的一大特点：女性研究者相对较多，且对性别与女性议题抱有关怀。在我的刻板印象里，这可能是女性学者的优势，只有身处不公平的性别结构中，才能感受性别与女性议题的存在，并为之发声。不过我想，本书表面上关心的是女性议题，其实是将女性、性别、种族、城乡等文化研究所关心的主题融合在一起，体现了对少数群体、弱势族裔的学术关怀。简言之，本书所谓“批判性思维”的价值恰在此处。游戏批评与研究，关心的不只是玩（play）的原理，而是被玩的原理编码进游戏（game）的现实思考。

三

我很赞同书中关于交互媒介的说法，认为游戏作为一种新媒介，须从动词的维度，而非名词的维度，讨论如何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当然，这里所谓“名词”“动词”，也无甚高明之处，实际就是吉田宽所谓“语义学”与“语法学”的维度，或者马诺维奇（Lev Manovich）所言“文化层”与“计算机层”，只是各人因观察角度不同，发明与使用了不同的术语。如今人人都想“讲好中国故事”，但如何讲好其实有些困难。对于游戏这种新媒介而言，自然是从“动词”的维度“讲好中国故事”。遗憾的是，近年我常见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仍然从“名词”的维度谈“讲好中国故事”，这是不得要领的。

这就涉及游戏批评与研究的根本方法。我们如何进行批评与研究？“名词”的维度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“动词”的维度。离开这一维度，就无法对书中所言“感官修辞的幻象”进行批判性的分析。按本书的说法，感官修辞是指“用虚拟游戏世界中获得的感官快感来替换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创伤”。这显然是一种拉康（Jacques Lacan）式的语言，它回应的是“玩家在消费社会和科层制社会中所遭受的创伤”。

换言之，本书所谓“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”，在很大程度上，看到的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平台化的网游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玩家被应许的“游戏乌托邦”已由“氪金”、游戏劳动（playbour）、过剩竞争等游戏资本主义的话语转换为“游戏梦工厂”，他们正以韩炳哲所谓“自我剥削”的方式遭受着不无快感的异化。

当然，《嬉游志》不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悲观态度写就，而是对中国游戏业抱持了一份乐观。本书首篇文章，开宗明义，以“文字游戏”为引子提出中国的独立游戏之困境及可能。独立游戏能否成为中国游戏史的解药？有待观察，但我乐见其成。不过，这需要创作者具备一定的人文学养，往大里说，需要他们具备把游戏变成游戏文学之能力。

事实上，推崇独立游戏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大陆缺乏足够数量优秀的单机游戏感到遗憾。但我不认为我们错过了单机游戏开发的尝试。据我的研究，自1994年推出第一款国产电脑游戏《神鹰突击队》以来，我国的单机游戏开发从未间断，且屡有佳作（未免挂一漏万，就不举例了），只是在二十一世纪国产网络游戏的压倒性优势之下，单机游戏被挤入暗流，未能充分地曝光。于我而言，是否独立游戏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游戏本身是否有文学艺术性。若无这种文学艺术性，即使是独立制作，又有何意义？

最后，谈一点橙光游戏，这是我尚未研究，却又一直关心的问题。本书提出，橙光游戏是通过“拼贴”制作的游戏——这里的“拼贴”（bricolage）指“临时凑成”或“改编”的文化过程。在我看来，橙光游戏更接近于文学，而不是游戏，不过，终究还是以游戏的名义立足。既然是“拼贴”而来，那么这种游戏有何奇妙之处？这是需要我们仔细斟酌的问题，尤其需要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同学研究。

众所周知，日本也有被称为“视觉小说”的游戏类型。但这类游戏肯定不是通过拼贴的方式被制作，而有一套区别于纯文学、轻小说的文学与艺术加工过程，因此这类游戏常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那么，以“拼贴”为方法的橙光游戏是否具有同等的文学价值，或更进一步说，“拼贴”这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未来会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这是需要研究的。

总之，《嬉游志》是难得的游戏批评专著，值得我们——尤其是有志于游戏批评与研究的青年学人——反复咀嚼。当然，《嬉游志》的出版不意味着我国游戏批评与研究的完成，而是它的重新出发。未来或将有更多的游戏批评专著、编著问世，以及更多关心游戏的青年学者出现，人文学界之游戏批评与研究的力量一定会得到壮大。

当然，一味壮大也非好事。如今我国的游戏研究缺乏深入的学术引导，已有“注水”之嫌、平庸之虞。我已见到不少抱着欧美理论、哔站视频自学的青年，在对游戏研究的好奇中浪费了自己的学术青春。对于有志于学的青年，我的建议是，尽快回到我国的学术脉络，跟踪已有系列高水平论文发表的中国学者，判断与研究他们的学术趣味、学术思路以及学术交往，琢磨如何与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对话。一句话，只有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品位，才能做好研究。

那么，我国的游戏研究水准究竟如何？答案是良莠不齐。但以我近来与东亚学界的交往看来，日韩学者对我国以文学、哲学为领军的几位代表性学者，以及《澎湃新闻》的“游戏论”专题所代表的游戏批评进路是自认有差距的。或许朝着这些方向走下去，就会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游戏研究之路。